使用者94287598331732020-10-07 19:18:56公車上書，一般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聯合1200多名舉人，聯名向光緒上書的事件。
上書的背景
1895年2月，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成為近代中國一塊至今不願為國人提起的傷疤，宣告中日甲午戰爭全面失敗。清政府一敗塗地，在日本壓力下，只得求和，最終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
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訊息傳回國內，輿論大譁，條約之喪權辱國激怒了朝野內外，從官員到舉子，上書、請願不斷髮生。
上書的真相
“公車”並非指公交車，它是一個古代專指名詞，是漢朝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徵召的官署名。
《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
朝代更替後，公車這個部門雖然沒有了，但這個名詞卻流傳下來，成為入京請願的別稱，也指入京參加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公車上書，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它是怎麼來的呢？來自康有為自撰的《我史》：
“朝廷命李鴻章赴日求和，議定割讓遼臺並賠款二萬萬兩。3月21日談判電報抵達北京，我提前得知訊息，馬上讓卓如（梁啟超）去鼓動各省。先鼓動了廣東舉人上摺子抵制和議，湖南舉人隨聲附和，28日兩省舉人同時呈遞奏摺，廣東80餘人，湖南全省參與。我與卓如又分別拜託朝中官員進行鼓動，各省舉人均極為憤慨，連日上奏，奏章堆滿都察院……我認為士氣可用，遂召集18個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我用一天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三大項。卓如、孺博（麥孟華）連日抄寫，傳遍京城，士氣憤湧。4月8日前去投遞，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約上用璽，事情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上書。”
到了現代，這個說法屢遭質疑，被認為漏洞百出，嚴重作偽。
2005年北大歷史教授茅海建發表的《“公車上書”考證補》，在其中很有代表性。茅教授認為：
“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光緒的御座；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
觀點當然會有爭論，不過現代許多學者，根據史料和文獻，都已得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只是康有為自我吹噓，為自己臉上貼金的杜撰。
在當時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光緒親政後，清政府內部已經趨於求變，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榮祿，也曾對變法做過努力。作為慈禧的親信，他們的意思實際上也是慈禧的意思，就算是慈禧，也意識到了不變則大清要亡的道理。
康有為不是所謂上書行動的領袖，當時，他只是同各省舉子一樣，並沒有什麼名聲，各省舉子當然也不會聽他的。十八行省“公車”絕大多數都沒有參加康有為組織的簽名運動，他只徵集到80名廣東人的聯署。而僅僅是另一名廣東舉人陳景華就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遠遠多於康有為。
康有為自認為是1895年公車上書的領袖，其號召力卻遠不如一個陳景華，這是怎樣的一種尷尬？
康有為其人，人品在這裡不再多說。
說他是近代以來最早意識到靠宣傳上位的政客，最善作偽、沒臉沒皮的文人，大概也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康有為如同羅貫中一樣，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用得爐火純青，不過，羅貫中寫的是演義，康有為寫的可是被當做正史。
上書的意義
上書的意義，在於促進了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說是開啟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也不能說錯。
一方面，舉人上書的實際意義其實也有限。
不管是陳景華組織的280多名廣東舉人的公車上書，還是康有為吹牛的1200多人的公車上書，都是失敗的上書行動，不要說皇帝，連都察院都沒有收到舉人們的上書，既然是流產的政治行動，也就並沒有產生實際的政治影響。
從維新派的另一名實際領袖譚嗣同身上也可以看出。
譚嗣同是貨真價實甘願獻身的維新派，同康有為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譚嗣同在1895年還在家鄉辦學，並沒有出仕。到了1896年，譚嗣同還在南京候缺。1898年，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支援下同梁啟超等人倡辦時務學堂，宣傳革新理論，才逐漸名聲鵲起，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被召入京城，這中間，已經隔了整整三年。
另一方面，官員們上書的實際意義很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從京城到地方各級官員的上書，也就是各種上奏、代奏和電報。
甲午戰爭失敗後，國人並不甘心，從官員到百姓，想要再戰之人不可計數。尤其是《馬關條約》訊息傳來之後，各省極其憤慨，主戰的風氣蔓延。不光是地方，京城裡，以都察院為首，三名滿漢堂官，20多名都察御史先後上奏，其餘京官的主戰奏摺多達三十五封，加上各地地方官的奏摺，一時間堆滿了都察院，朝野上下，一邊倒的是反對議和的聲音。
當然，主戰還是主和，還要考慮自身的實力，在甲午大敗之後，數十年之功毀於一旦，清朝確實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已沒有多少擊敗日本的把握。但來自內部和外部強烈的主戰呼聲，使得清政府認識到了維新變法已是迫在眉睫，不作出改變則大清必亡，所有才順應民意，有了之後的戊戌變法。
雖然“公車上書”是一次失敗的政治行動，但拋開康有為的自吹自擂，它還是有其現實意義，行動促進了維新思想的傳播，各地紛紛組織學會，發行報紙，它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