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鄰3172020-07-15 11:45:01這兩位知縣大老爺屬於大明王朝最底層的官僚，他們只是上司的執行者。但是，明明知道上司的決策是錯誤的，還要執行禍害百姓，這就是助紂為虐，他們死得一點不冤。
（大明王朝：嘉靖皇帝）
嘉靖年間，為解決國庫虧空問題，嚴嵩提出“改稻為桑”的國策，並得到嘉靖的贊同。
這一政策由浙直總督胡宗憲負責，凡是與老百姓利益息息相關，且有損壞百姓利益的政策，是很難執行的。而杭州知府馬寧遠又是胡宗憲一手提拔起來的，他為了報答恩師，不惜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願為恩師分憂解難。
馬寧遠說：“我是個舉人出身，如果沒有部堂賞識，我現在頂多也就是縣丞，我做夢也沒想到能當杭州知府，我這一生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
馬寧遠出身貧寒，多虧了胡宗憲的賞識與提拔，才做到杭州知府的這個位置。他也算是頭腦簡單，忠於朝廷，缺乏權謀和見識。
（嚴嵩）
而這兩位知縣就是兩條狗了，淳安知縣常伯煕和建德知縣張知良，他們服從杭州知府馬寧遠的一切調配。
他倆跟在馬寧遠的後面參與了踏苗事件。他們帶著官兵踩踏老百姓的稻田，逼著農民改種桑苗。當時百姓反對強烈，他倆也曾勸過馬寧遠收手。馬寧遠對他倆說：“怕死了？怕死就把烏紗帽留下。”
兩位知縣大老爺嚇得舉步不前，他們既怕死也怕丟了鐵飯碗。兩個糊塗蛋沒主見，沒腦子，為了頭頂的烏紗帽，卻不惜損害百姓的利益。
後來，他們又參與了毀堤淹田。當時也並非為了毀堤，只是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棄種植水稻，結果導致決堤。
一夜之間，整個淳安縣半個建德縣全在洪水中，死亡百姓三千多人，無家可歸的人三十多萬人。造成如此大的傷亡事故，影響惡劣。
像這樣的父母官，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百姓遭殃首當其衝該追責的是地方官，總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承擔責任，那麼淳安縣和建德縣的知縣必然要頂罪了，況且他們曾經參與過。
常伯煕和張知良在臨死前，哭喊：“李公公，我們冤枉啊！”
人不作就不會死啊！
楊角風發作2020-07-08 20:26:48他們冤？
他們倆最該死了！
一、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那就真難了！
其實翻遍史書上下五千年，沒有一個貪官是一心只管貪的，大都上任時，也是胸懷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畢竟是人，又是有頭有臉的人，還是飽讀詩書的人，多少還是要點臉的。
可以說淳安和建德兩位知縣，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馬寧遠後面跑的。而馬寧遠又一心要報答浙直總督胡宗憲，胡宗憲又是嚴閣老的人，正所謂一環扣一環，扣在最後還是一環。
包括嚴嵩，當首輔的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沒想過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飽了撐得沒事幹。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別人，爬得越高權力越大，也就越沒有安全感。越沒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權力以獲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終爬到頂峰，無路可爬。
自古權利跟義務是劃等號的，嚴嵩掌握了明帝國一人之下的權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義務。所以，當大明朝發生了經濟危機之後，最擔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嚴嵩！
要解決國庫空虛問題，嚴黨提出了“改稻為桑”國策，並得到了嘉靖帝的贊同，隨後便嚴格推廣起來。可以這樣說，這條政策的出臺，單從設計的路線來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問題就出在了最終落實政策的基層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級官員，他們怎麼去發動老百姓推行這項政策的執行是關鍵！
二、
“改稻為桑”國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馬寧遠帶著淳安知縣常伯熙和建德知縣張知良，以及軍士去踏苗的時候，已經是四月份了。
可以說，這期間的三個月，馬寧遠、常伯熙和張知良沒少對百姓費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想出踏苗的損招，不然馬寧遠不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改稻田為桑田，上利國家，下利你們，這麼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們還把新安江的堰口給堵死了，當然，他們此舉並非是為了毀堤淹田，而是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棄種植水稻。
其實當時胡宗憲的態度是比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願改稻為桑，那最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這樣幹。
到這時候，常伯熙和張知良都還是比較理智的，面對不夠理智的上級，常伯熙還勸他回去再商量別的辦法，別跟百姓硬剛，結果被馬寧遠威脅拿了他烏紗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紗帽留下，你們走。”
從馬寧遠的話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張知良倆人的態度是一致的，基本沒有發話的權力，只能被馬寧遠裹挾著向前走，除非倆人的知縣不要當了。
既然不用這兩位知縣出面硬剛，有上級在現場親自指揮，他們倆自然也就沒有退縮的可能性。尤其是馬寧遠，總是在放狠話，什麼人都死絕了也得改，什麼自己就站在這：
“本府臺現在就一個人站在這裡！敢造反的就過來，把我扔到這河裡去！”
三、
可以說，到這時候為止，淳安知縣常伯熙和建德知縣張知良都不用負責任的，那麼為什麼最後這倆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為這倆人參與了毀堤淹田！
為什麼說，這倆人參與了毀堤淹田後，必死無疑呢，下面聽楊角風來給大家進一步分析：
毀堤淹田的命令是嚴世蕃下達的，就是因為胡宗憲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不希望朝廷逼著老百姓改稻為桑。所以，這條命令並沒有直接下給胡宗憲，而是瞞著胡宗憲下給了鄭泌昌和何茂才。
鄭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讓計劃落地，首先得拉攏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條“狗”——楊金水，這一點兩者利益一致，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其次便是找執行者，以及日後東窗事發後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馬寧遠。
因為他們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當然得跟當地的最高指揮官達成一致意見啊。參考後來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鄭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沒辦法。
記住，到此時常伯熙和張知良還是跟馬寧遠捆綁在一起的，真正讓馬寧遠下定決心幹蠢事的是楊金水的這句話：
“忠上司認主子是你的長處，但是我問你，你聽胡部堂的，胡部堂聽誰的？還不是聽嚴閣老小閣老的？那麼你聽嚴閣老小閣老的，還能有錯？”
但後面兩個知縣的做法就徹底導致了他們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憲按哪種方式彙報毀堤淹田之事，馬寧遠、常伯熙、張知良都必死無疑：
按照小閣老的想法，這次新安江決堤，把責任歸結於天災。可是，遍觀史書，任何一個地方發災，不管是什麼原因，父母官是必須要到現場賑災的。即使現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處理大災，那麼省級，朝廷都得派欽差前來處理，沒有例外。
而這次新安江決堤，按照後來海瑞查實的情況是：
“一夜之間，整個淳安半個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餘人，無家可歸三十餘萬！”
這已經是大災了，一夜之間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馬寧遠尚知道跟鄭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餓死人，二是不能讓胡部堂下不了臺，當然，他肯定沒有預料到後來胡宗憲是掘開了淳安建德兩處口子。雖保住了其他幾個縣，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導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當胡宗憲跟譚倫在前線賑災的時候，常伯熙和張知良還在跟鄭泌昌和何茂才喝酒慶功，這就是找死，日後不管這場災難是怎麼發生的，他倆必死無疑。
尤其是這句神來之筆，當馬寧遠講自己如果還在這裡喝酒，那就是沒了心肝，扭頭就要去找胡宗憲時，常伯熙和張知良還在問：
“我們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這個地步，還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說，即使是按照小閣老的理論，把決堤按天災來算，淳安和建德兩位知縣也難逃一死，除了救災不力以外，還有另外一條理由，這一條後來胡宗憲也講了：
同樣的暴雨，同樣的江河，臨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湯，我們這裡這個謊怎麼圓？
不僅胡宗憲不信，當時的河道監管李玄也不信啊，當時他就找楊金水了：
“乾爹，乾爹，九個縣，九個縣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決口，這是要害兒子，害乾爹您吶！”
他都清楚，這種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讓新安江決堤，肯定是人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麼作為淳安和建德兩縣，修堤到自己管轄範圍時，必然會經手參與。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倆的頭，事實上也是以這個理由砍了他們。
這還是在天災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禍，那他們倆更是無處可逃，因為這個堤就是他倆參與決開的，還是後來海瑞的審訊何茂才時記錄的口供：
“據查，原杭州知府馬寧遠，原淳安知縣常伯熙，建德知縣張知良，在端午汛到來之前便帶著你臬司衙門的官兵，守在九縣每個閘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漲，九個閘口同時決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間全部撤回。”
記住，這倆知縣竟然糊塗到帶著士兵，挖開口子，淹了自己管轄的地盤，這種父母官，不殺怎麼安撫民眾？
歷來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後，先幹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給百姓交代。
那麼淳安和建德的這兩名知縣，該怎麼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說服馬寧遠，停止做這麼愚蠢的事情，如果說服不了，可以當場辭職不幹，以馬寧遠的脾氣，會批准的。
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毀堤淹田的這個動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麼不管是朝廷，還是地方大員，都不可能這樣輕易放過去，即使是他們刻意為之，也必然找出幾個替罪羊，以平復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麼誰會首當其衝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縣常伯熙，還有建德知縣張知良，幸虧胡宗憲犧牲了這兩個縣。如果沒有處理，任由九個縣被淹，那麼其他七個縣的縣令，腦袋也就跟著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縣常伯熙，還有建德知縣張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馬寧遠的死也並非沒有意義。至少胡宗憲以他們三個的供詞，逼迫鄭泌昌、何茂才、楊金水在自己報的河堤失修奏摺上籤了字。如果沒有他們三個的供詞做威脅，他們三個哪裡肯這麼容易就範？
常伯熙和張知良臨死前，還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們冤枉啊！”
你們冤枉？
你們最該死了！
尋根拜祖2020-07-10 16:29:27《大明王朝1566》真是一部傳世佳作，不知道五十年內能否再有這樣的好作品呈現。它以浙江“改稻為桑”這一件事，把大明王朝內部的政治鬥爭的慘烈，以及人性的美與醜刻畫得淋漓盡致，也照見了帝制王朝沒落的必然性。
淳安縣令常伯熙和建德縣令張知良，候刑時痛苦流涕，期期艾艾地向李玄喊冤的場景，恐怕只能博得少數同病相憐者的眼淚。如果說他二人冤枉，請問李玄冤不冤枉？馬寧遠冤不冤枉？沈一石冤不冤枉？還有後來的楊金水、鄭泌昌、何茂才，他們冤不冤枉？
如果再深一點說，高翰文呢？海瑞呢？甚至胡宗憲呢？每個人都有喊冤的理由，就連嚴世蕃都扯著嗓子，青筋暴凸地喊冤，似乎大明王朝就是個冤魂遍地的地獄。
常伯熙張知良的“冤”：利益團隊隨時拋棄的替罪羊
官場上的事，難辦就難在不光有黑白，還有灰色，而且絕大多數時候呈現灰色，甚至明顯的黑白，一旦夾雜“人事”就變成“鬼事”，黑白也成了灰色。
所以，慢慢地常伯熙再也沒有“熙”（光明），張知良再也不“知良”，像很多浸淫官場的老油條一樣，他們只堅信一個“真理”——抱大腿。抱住了大腿就永遠正確，甚至不需要再去分辨黑白，目盲比“熙”，比“良”更可靠。
於是，嘉靖王朝的天下，由幾條大腿，形成幾大派系：
嚴嵩這條腿下面，聚集了嚴世蕃、鄢懋卿、羅龍文、胡宗憲、鄭泌昌、何茂才等核心骨幹，和常伯熙、張知良這些基層“領導”；
裕王這條腿下面，聚集了徐玠、高拱、張居正、趙貞吉、譚綸、王用汲、海瑞等人；
呂芳這條腿下面，聚集了黃錦、楊金水、李玄、沈一石等。
常伯熙張知良的邏輯很簡單：改稻為桑是國策，中央由嚴閣老支援，地方由胡宗憲領銜，鄭泌昌何茂才主導，頂頭上司馬寧遠“秉承”胡總督的意思，全力推進。從上到下，一體同心。另一條線，楊金水直言：你們地方怎麼辦我不管，我只要一年生產出五十萬匹絲綢。
一個毫無爭議的決策，作為執行人，嚴格按領導意思辦就是“正確”。包括“決堤淹田”，手段雖然惡劣了一些，還不是為大局服務嘛。
決策是小閣老下達，執行令由鄭泌昌何茂才下達，還有楊金水在場拍板，萬無一失的事，怎麼就辦成了“堤壩豆腐渣工程”事件？自己還得莫名其妙背鍋，有這麼黑白顛倒的事麼？
頭一年修堤，明明是固若金湯，竟然要為決堤買單。常伯熙和張知良覺得冤，工程負責人李玄更冤，他連喊冤的資格都沒有就“畏罪自殺”。
常伯熙張知良的第二個冤屈：我們忠心耿耿執行命令，出了事為何沒有一位領匯出面替我們扛一下，而是直接把屎盆子扣我們頭上？這不符合“抱大腿”的規則嘛！
本著“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原則，常伯熙和張知良無非是吃點碎渣渣的狗仔，棒子打下來，他們覺得自己頂多是從犯。結果卻是，主犯不問，從犯殺頭，還有天理嗎？
這件事體現出常伯熙張知良的愚蠢，鄭泌昌何茂才就想得明白，無非就是替罪羊嘛，自救啊，要完蛋一起完蛋！楊金水笑了，你們也是蠢蛋一枚，想同歸於盡你們還沒那本事！
沈一石也笑了：楊公公你既然清楚這一點，何必活受罪呢？你看我一把大火，乾乾淨淨，到地下，冷眼看你們咬得血淋淋！
常伯熙張知良的“該”：失去靈魂必遭天譴的作孽人
在《大明王朝1566》中，常伯熙和張知良不光愚蠢，也是最沒有靈魂的人，助紂為虐都毫無知覺。
深陷政治鬥爭的人，雖然難逃站隊，可是並不代表要把自己的靈魂交出去！
比如海瑞，表面上他是裕王的人，骨子裡他只為自己的信仰活著。所以，他能頂著壓力，管你是哪路鬼怪，一律迎頭痛擊。在“改稻為桑”上，他的思想與裕王派切合，他按自己信仰做；“改稻為桑”後，他上萬言書痛斥嘉靖帝，其實並不符合裕王的利益，他還是按自己的信仰做。
再比如胡宗憲，身子站在嚴嵩一邊，心裡卻裝著一個超脫於私利的“國家利益”，所以，連嚴嵩也誇他“公忠體國”。
甚至連沈一石，就當所有人認為，這就是個黑透了的奸商時，他卻在火光中讓人為他流淚。
相對於這三個人，常伯熙張知良面臨的難度，一點不比他們高，二人就活不出高度來，自願當別人利益的攫取者，下場活該！
即便馬寧遠，表面上跟常伯熙張知良一樣，都是抱大腿之流，可馬寧遠的結局，多少還能讓人報以同情。因為馬寧遠至少有一點值得讚許：他所做的事沒有私心雜念。
馬寧遠做事只有一個念頭，替胡宗憲排雷，為了胡宗憲不受傷害，他甘願冒殺頭的風險。事實上他這麼做是一個格局很低，視野很窄的愚蠢行為，往往幫倒忙，可是其初衷值得肯定。
常伯熙張知良連這點“愚忠”都沒有，在他們心目中，他們與利益集團之間，只是利益交換，所以，其作惡行為，不全是被動，說到底還是利益驅使。
從這個角度看，常伯熙張知良死得一點都不冤，不說他們治下的百姓，利益集團拋棄他們都不會覺得有所虧欠！
常伯熙張知良的“痛”：漫天飛雪沒人躲得過寒夜
看《大明王朝1566》，常常會讓人迷茫：把複雜的事簡單化叫智慧，把簡單的事複雜化，那叫什麼？愚蠢嗎？可是嘉靖王朝的政治核心人物們，都是在做“化簡為繁”的事！
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利益需要！
大明帝國有一個最大的蛀蟲——嘉靖皇帝！嚴嵩集團的生存，恰恰就是利用了嘉靖皇帝的自私。嚴嵩集團打著為君父分憂的旗號，四處搜刮錢財，乘機往自家銀庫裡劃拉銀子。
嘉靖帝心知肚明，甚至公開說：一兩銀子他們得五成，朕認了，甚至他們得六成，朕也認了！無利不起早，這種給老大打野食的事，只有貪嘴貓才能幹得出來，你不讓他乘機漁利，誰替你起早帶晚？
不光嚴嵩集團，楊金水其實也是充當這個角色，只不過他們相對於嚴嵩集團，對皇帝的忠更純粹些。
為了防止貓太貪嘴，嘉靖帝又刻意培養徐玠，虎視眈眈盯著嚴嵩一黨。有意思的是，無論哪一派，都不敢點破矛盾的實質，形成一明一暗兩條線的較量。
明線上，嚴嵩一黨打著改稻為桑，為國家解決財政危機，同時強國富民，把自己打扮成忠君愛國的模樣，指責徐玠等人不顧大體，破壞國策。
暗線上，嚴黨藉著改稻為桑，大搞土地兼併，乘機對中小商人敲詐勒索。他們一邊與嘉靖帝分贓，一邊賊喊捉賊。
徐玠一黨也不純粹，為了扳倒嚴黨，他們一邊揮刀砍黑手，一邊小心翼翼地躲避觸碰嘉靖這隻尊貴的爪子。因為難度太大，所以不惜犧牲百姓的利益，阻止趙貞吉借糧給浙江，逼浙江百姓造反，讓嚴黨走進死衚衕。
兩頭受氣的是胡宗憲，離開嚴嵩的庇護，他一事無成，學常伯熙張知良，他自己必然是嚴黨攫取利益的工具，逃不脫被拋棄的命運。所以，他身在嚴黨，卻要跟嚴黨“作對”，與徐玠不是一條戰線，卻被迫與徐玠虛與委蛇。
這就是局勢由簡化繁的原因，誰都知道根子在哪裡，誰都不願意，也不敢說破，都努力地在惡劣的環境裡，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只有一個人例外——海瑞。
海瑞是中國歷史上，千年一現的純粹的人。當他看清了大明王朝的病根後，不躲不藏，一封奏疏直抵嘉靖的御案，讓這個大明王朝的腐敗之根無處躲藏！
當然，帝制文化的大環境，註定海瑞的努力化作泡影，連海瑞自己也擺脫不了愚忠的緊箍咒。
所以，常伯熙張知良的下場，其實是帝制文化結構下的必然，嘉靖皇帝就是大明的嚴冬，它降下的雪花沒人能躲得過。
風葉2785sam2020-07-08 21:59:44這兩個縣令和馬寧遠 發生決堤後無論如何都要死，按劇情來講那兩個縣令辭職都會抓回來處死，誰都知道是毀堤淹田，但定罪是河堤失修貪沒修堤款，
要麼多殺幾個洩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