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習社2018-02-28 11:21:47這個問題，唐代交通史研究專家嚴耕望先生是這樣認為的。嚴先生認為，民國史學大師力推四人，這四人分別為呂思勉先生、錢穆先生、陳垣先生與陳寅恪先生。那麼先生這麼說有沒有道理呢？先讓我們簡單瞭解一下這幾個人吧～
呂思勉
先生
呂思勉先生自不必多言，據黃永年先生回憶，呂思勉先生在史學上用功極勤，曾反覆閱讀二十四史，而從先生在政治史與文化史等方面創見與著述之多來看，這顯然不是虛名。除此以外，另一位大家錢穆先生與黃永年先生（偏重版本目錄學、隋唐史等方面的研究）等皆曾師從呂先生，名師出高徒，呂先生無愧於史學大家之名號。
（呂思勉先生，圖中右一）
錢穆先生
錢穆先生也是如此，先生本人所在家鄉本學風濃厚，據他回憶，在幼時曾接觸過曾文正家書，頗感趣味，於是，在興趣的鼓動下，他又到書店去一探究竟，在老闆的支援下，先生收穫頗豐，幼小的心田也播種下了學術的種子。在逛書店的同時，族裡的長老又專門請人為他們進行經書典籍的講解，這更為先生日後研習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錢穆先生年輕時照）
種子生根發芽，如細心呵護，總會結出累累碩果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考證極為翔實、其通史鉅著《國史大綱》更被學者稱作包含了數十個博士論文的題目。即使是由其講稿編排成的《歷代中國政治變革得失》，都已再版了十多次，銷量達百萬之巨。因此先生也無愧於史學大家之名。
陳垣先生
再看陳垣先生，陳垣先生的治學偏重於宗教史與文化史，例如《元西域人華化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元代西域史研究的空白，還為之後的相關研究開了先河。陳垣先生同另一位大師王國維先生一樣，對邊疆史地充滿了濃厚的興趣，為了掌握由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書成的史料，先生努力學習畏吾爾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是民國史學界中稀見的多語言奇才。
（陳垣先生）
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自不必多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的名言便出自其書。先生早年研究邊疆史地，中年偏重於中古史，晚年則在詩證史方面創見較多。例如在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陳寅恪先生將《琵琶行》中茶商拋棄琵琶女的姐姐一事同唐中期茶葉貿易之興盛聯絡在一起，讓人耳目一新。“發前人未發之言”，陳先生是做到了。
另外，陳先生的《隋唐制淵源略論稿》作為其晚年厚積薄發之作，曾在史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認為，先生所提及的“關隴集團”等名詞站不住腳，因為不能按地域來劃分政治勢力的類別；也有人運用了統計學的方法，來證明隋唐的統治者多來自他處而非關隴。
可是，北大榮新江教授卻認為，陳先生的研究雖用的是常見的史料（《晉書》、《南史》、《北史》等），可是其所舉的人都是身居高位要職的（是關鍵人物）。那些運用統計學方法等雖看似有理，可是舉上一堆官職低而無關緊要的人，那是扳不倒先生的論點的。從榮教授的見解來看，陳先生在中古史研究等方面的貢獻，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經得起推敲的。
（陳寅恪先生）
當然啦，除了這四位大家外，研究偏重學術史與制度史的學者梁啟超先生、對紅樓夢作者進行準確考證與“大膽之假設，小心之求證”的理論方法的提出者胡適先生、建立“史語所”以進行先秦史研究的傅斯年先生等，均在不同的領域取得了卓越的貢獻。他們也是傑出的史學奇才。
（胡適之先生）
只是在他們當中，有些為政治所牽涉，浪費了許多的精力，以致於未能盡其才，例如胡適。有些則因醫療事故而過早離開人世（例如梁啟超）。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貢獻也不應當為我們所忽視。他們的成就，也像一道道光，從不同的角度，為後人照亮了前進的路。
參考文獻：嚴耕望《治史三書》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 三聯書店
黃永年《治學淺談》，該文收錄於《黃永年學術經典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發行部）一書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 三聯書店
包偉民 劉後濱 《唐宋歷史評論（第二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