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綁架犯敢綁架殺人?他們的心理和普通人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綁架犯敢綁架殺人?他們的心理和普通人有什麼不一樣?正版張鑫鑫2017-07-02 10:43:02

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有個耐人尋味的證據顯示,某些罪犯的大腦不同於其他人。這些發現幫助我們對犯罪行為的瞭解,它也提出了關於道德困惑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利用這知識來打擊犯罪。

犯罪心理

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科學家對21個反社會人格障礙者(犯下許多特定條件犯罪的罪犯)做檢查。Mayo Clinic說,這些有障礙的人“通常沒有對或錯的想法。他們可能常常觸法或是侵犯他人權利。”

比較這些反社會人士的大腦掃描,對照那些沒有精神障礙的人,顯示出大腦額葉(frontal lobe)中的兩個區域,額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平均少18%體積,窩額中回(orbital frontal gyrus)平均少9%體積。

另一個於2009年9月在普通精神病學檔案館發表的大腦研究中將27個(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精神病患者與32個非精神病患者進行了比較。研究人員觀察到精神病患者腦中的杏仁核(amygdala)部分有變形,以及在稱為大腦皮層(cortex)的外層部分顯得較薄,平均約少18%的體積。

研究小組成員之一,賓州大學犯罪學系主任Adrian Raine在上個月於華盛頓舉辦的美國協會科學發展年度會議中說“杏仁核控制情感,精神病患者缺乏情感。他們沒有同情心、憐憫心、或罪惡感。”

除了大腦的差別,最後會犯罪的人在行為上也與其他人不同。Raine參與的一個追蹤在兩個鎮出生的1,795個小孩,從3歲研究到23歲的長期研究。研究從這些個案成長與發展的許多方面進行測量,發現其中有137個成為罪犯。

研究中一個對3歲受驗者的測試是測量他們對恐懼(恐懼制約)的反應,利用聲音搭配處罰(如電擊)等方式來刺激,接著測量他們在聽到聲音時的身體面板的反應。研究人員發現在這個情況中明顯缺乏恐懼制約的3歲小孩長大後會成為罪犯。

犯罪的神經基礎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與許多類似的研究都描繪出犯下重大罪行的犯罪者與非犯罪者在生物學上的差別。而這些研究只是提到其關聯性,並不是所有反社會人格障礙者(甚至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會觸犯法律,也並不是所有犯罪者都符合這些障礙條件。

aine說“造成犯罪的一部分原因是神經基礎。”

更重要的是,就像這個3歲小孩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所顯示的結果,很多大腦的差異性可以在早期就被測量出來,在這個人實際成為有心理變態傾向或是犯下罪行之前。

印第安納大學犯罪學家Nathalie Fontaine研究7歲到12歲的小孩變得冷酷和無情(callous and unemotional,CU)的傾向。有這些特質的小孩在成人之後有很大的風險會成為精神病患。Fontaine說“我們並不是要說這些孩子是神經病,但是CU特質可以用來分辨哪一些孩子有比較大的風險。”

她的研究也顯示出這些特質並不是固定的,有些會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改變。所以若是在早期就分辨出哪些孩子有比較高的風險因素,要幫助他們就不會太晚。Fortaine說“我們還是可以幫助他們。我們可以,也應該介入協助幫忙這些孩子與他們的家庭。”

神經科學家對大腦可塑性,或柔韌性,叫做神經新生(neurogenesis)的瞭解讓他們支援這個大腦的差異性不是固定的。

亞特蘭大埃默裡大學心理學家Patricia Brennan說“大腦研究讓我們知道即使是成人也會有神經新生。生物學不能決定命運。在這些孩子的生長過程中,有很多、很多地方你可以介入來改變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事。”

此外,犯罪行為確定是不固定的行為。

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心理學家Dustin Pardini發現5個在孩童時期是少年犯的人,在成年之後有4個不再繼續犯罪。Pardini一直在研究過去有犯罪紀錄,現在已經停止犯罪的人和那些繼續有犯罪行為的人之間可能潛在的大腦差異性。

研究中,兩組人的大腦都與非罪犯者不同,Pardini和他的同事揭露了長期罪犯(chronic offenders)與緩解罪犯(remitting offenders)之間寥寥無幾的大腦差異性。

Pardini說“兩個群組的結果非常相似。在長期罪犯與緩解罪犯之間,他們的大腦沒有任何區域有明顯差別。”

道德窘境

然而,干涉這些有犯罪風險的孩子們倫理上是否就是對的。Raine說“當發現這些有風險因子的孩子們,我們是否要進行強制治療?由誰決定?政府是否要執行強制住院治療?”

假如手術治療很先進而且可以用手術操縱這些孩子或成人的大腦風險因子?很多專家都非常猶豫是否要用這種具有侵入性且風險較高的方式干涉大腦,尤其是用在孩子身上或是那些根本沒犯過罪的個案。

但心理學家說這並不是介入干涉的唯一方法。

Brennan說“不需要直接用腦外科手術的方式來改變大腦功能。可以藉由社交干涉方式來改變。”

舉例來說,Fontaine的研究中提出,對於表現出冷酷與無情特質的小孩,比起處罰不好的行為(像是限制時間這類傳統培育方式或是處罰方法),用獎品獎勵良好行為會更有效。

Raine與同事也測試小孩食用ω-3脂肪酸營養藥丸(俗稱魚油)是否也會有幫助。因為這個營養成分被認為會在細胞生長中用到,神經學家懷疑它可以幫助腦細胞長大,增加軸突axons(神經元中傳導電脈衝的部分)的大小,以及調節腦細胞功能。

Raine說“我們對食用ω-3的孩子在治療前與治療後都進行大腦掃描。我們研究這些孩子看是否這樣可以減少他們的攻擊行為以及改善受損的大腦區域。這個生物學上的治療是大部份人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是個開始”。

‘往世界末日的滑坡’

神經犯罪學領域也引起其他哲學窘境,像是揭露大腦異常是否會減少一個人對自己行為所應負的責任。

Raine說“精神病患者在認知上知道對與錯,但他們無法感覺到對與錯。異於常人的杏仁核也不是他們自己想要的。我們懲罰精神病患者是否該與普通人一樣嚴厲?”

Raine說,因為精神病患者的大腦受損,有人就主張他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因為事實上這不是他們的錯。

事實上,這種推論在法庭上也引起爭議。Raine引述一個他諮詢過的案子,一個叫Herbert Weinstein的人,他殺了自己的妻子。Brain在之後掃描了他的大腦發現在他的額葉皮層有個很大的腫囊,顯示出他的認知能力已經明顯受損。

掃描結果被用來在法庭上辯論,最後Weinstein的判決被減少到只有11年徒刑。

Raine說“掃瞄圖被用來降低他的罪責,減少他的責任。但這是不是往世界末日的滑坡?在那樣的社會里,不需要負責任。”